马歇尔为何能在内战旋涡的调停中，得到我党的普遍谅解？

1945年11月，65岁的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正式退役，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也由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接任。

美国五星上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对马歇尔而言，从军大半生的生涯早已耗去了自己太多的精力和心血， 战后的美国各方面趋于稳定状态，自己也该趁此申请退役，享受一下个人难得的平静时光。

但历史注定将会续写这样一位具有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

1945年12月20日，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正式接替回国的赫尔利，继续来华调处国共内战。

前脚刚刚批准了马歇尔的退役申请，后脚又安排他匆匆出使中国，杜鲁门的安排似乎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可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比对方更有资历和才干的人来担当这一重任。

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与马歇尔（右）

的确，在整个民国时期出使中国的美国政治家中，马歇尔是声望与地位最为显赫的那一个。

与他的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相似的是，他试图以个人影响力和美国的民主原则来改变民国时期固有的政治逻辑和运行轨道，简单讲就是在美式民主的大框架下，尝试去调停国共两党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冲突。

按照这一看似严谨的程序思维和杜鲁门的“停战、政治改革、军事改革”要点，马歇尔自当年12月至次年2月间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军事调停努力，国共双方也共同签署了停战、政协和整军的协议。换句话说，以停战为基础进行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的原则已初步达成了三方共识，这令马歇尔看到了曙光。

殊不知，重大原则的共识确立只是军事调停的第一步，真正让他裹足不前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重大原则之下国共双方层出不穷却又立场鲜明的细节问题。

马歇尔与代表我党参与调停的周恩来

按照美国人的逻辑，既然原则问题都能达成共识，剩下的其他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了。但就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言，这些“细枝末节”恰是问题关键所在。

这点倒也不难理解。民主、共和、统一这些口号本身就是世人渴望的社会潮流，老蒋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打出反对旗号，在这方面达成原则性的共识并没有什么难度。但在原则之下，围绕先行召开民主协商会议建国还是先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整编军队就成了双方自重庆谈判以来始终反复拉锯的一个关键，看似是一先一后的问题，实际却是“民主”和“独裁”的背后较量。

这一点，不通国情的马歇尔一时半会是难以理解和体会到的。

他是怀着一种美国两党式的政治理念来到中国并设想将这种体制移花接木到中国。用他同周恩来交流时提到的一句话讲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

毛泽东（右）迎接来延安访问的马歇尔（中）一行

只能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理想化的目标几乎无法被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否则的话，自辛亥革命成功以来实施的民主共和制度早就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不过，他的这种出发点还是不可避免的将自己置于一个无解的死循环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一方作为国民党执政党下的最大反对党，显然是不符合美式民主的两党制原则的，但如果反对党是一支拥有相当武装力量的政党，这也不符合美国的民主制度。

因此，当他觉得以三项协议为代表的两党制即将来临之际，恰是这种制度设想被事实击碎的开始。

对老蒋而言，他不希望在国民党政权以外出现另一支拥有武装力量的党派，同样的，对我党而言，也绝对不会容忍以反动独裁为代表的国民党在专制的道路上肆意妄为。

影视作品中的解放军战士

历史似乎注定了国共两党最终的决战命运，也注定了无论是赫尔利、马歇尔还是司徒雷登，都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手段去真正调停成功。因为这不单单是两个政党、两股军事力量的深度较量，更是正义与非正义、潮流与逆潮流之间的终极对决。

依靠单纯的调停手段，无法使之完全得到解决，即便是和谈，也终究要立足于打来维持和推进。

当然，相比于一心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赫尔利而言，马歇尔在调停内战的过程中大致保持了一种公正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

“我不能听任我被任何一方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

晚年的马歇尔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我党对马歇尔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和谅解。用党内“笔杆子”胡乔木后来回忆中提到的话讲：

“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党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说过他个人什么。”

就这一点而言，马歇尔比打着和平民主外衣私下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司徒雷登便高出不少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