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清《散打评书》—被录像厅，歌舞厅，麻将馆逼出来的艺术

1980年的一天李伯清把自己蹬的三轮车一扔，第一次在成都八里桥的一家茶馆上台讲评书。

讲的是在书店买来的《说唐演义》。属于现学现卖，讲了一个多小时，下台后自己都不清楚讲了些什么。

李伯清很惭愧，感觉自己没有讲好，最后都不好意思收钱，请一个朋友帮忙收的钱。

这是李伯清的第一次登台，很不容易。不过评书也绝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讲的，评书一样讲究师门传承。

如果你没有师门就和郭德纲没有拜师侯耀文之前一样，整个行业都不承认你，都可以抵制你，孤立你。

李伯清之所以可以讲评书，是因为他在泡茶馆的时候认识了四川评书大师周少稷先生，当时在文明茶社，经常聚集着10多位评书艺人，李伯清几经周折给周老师磕了头，拜在了周老师门下。

李伯清师父周少稷

拿到了这张评书行业的入场券后，李伯清经人介绍开始在八里桥的一个茶馆开始说书。

人生都有第一次，就像一个“初哥”经历了人生第一场评书的慌乱，李伯清慢慢的驾轻就熟，如鱼得水。

从蹬三轮转型讲评书后，李伯清的收入明显增加。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十几元，平均下来一天也也能挣8元左右，一个月就是200多。

那可是80年代，当时一个事业单位的科级干部工资也就50元左右，李伯清一下子成为了高收入人群。

但是好景不长，80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球厅,卡拉OK,麻将开始大规模进入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录像厅对于评书行业的冲击最大，1块钱就可以看一天，在一些歪录像厅还能看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

在成都茶馆里讲评书的生意开始越来越差，李伯清不得已开始像杂耍艺人一样“走街串巷”到成都周边的县城去讲评书。

郫县，温江，双流都留下了李伯清流浪的身影。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从成都赶往温江都是要在茶店子坐长途汽车的，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到了1992年，李伯清再也坚持不住了，那个年代流行到沿海打工，于是李伯清来到了广东惠州帮一个亲戚，担任办公室主任。

在广州蹉跎了一年，李伯清又回到了成都，重操旧业，在锦江剧场茶馆里讲书。

那是1994年的冬天，整个评书行业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李伯清记得很清楚，整个锦江剧场茶馆人最少的时候只有18个观众。最多的时候也只有40多个人。

两个月之内，李伯清把《黄山剑影》、《三国演义》、《水浒》、《聊斋》、《三言二拍》，甚至《鹿鼎记》，都讲了个遍，不是把这些几十万字的书全部讲完，而是讲两篇观众兴趣不高就换一本，还没人听就再换一本……

直到把所有的传统评书讲了一遍，观众通通没有热情，李伯清明白了一个事实：传统评书完蛋了，如果不想办法，可能又要回去蹬三轮了。

他忍不住在心里问：你们到底想听啥子？

破釜沉舟的李伯清干脆不讲传统评书了，开始讲生活中的故事，李伯清把身边的人和事构思成一个个几分钟的段子，非常类似现在的脱口秀。

于是诞生了很多经典的段子，有人在茶馆里拿出大哥大打电话，影响了其他人，李伯清就会帮忙调侃打圆场：

“你们要原谅，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来看我，因为时间紧，生意做得嗨，他们要给原子弹刨光，要粉刷月球，要给长城安瓷砖，太平洋安盖盖，飞机打转弯灯，火车补内外胎……”

“我有个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周身都在响。”这一系列的段子把观众逗的前仰后合。

李伯清和他的新式评书一下子的出圈了，48岁李伯清终于火了。

但是真正把这种新派评书定义为《散打评书》的并不是李伯清本人，而是成都日报的一位记者廖友朋。

他听了李伯清的评书，在报纸上了写了文章将这种评书取名《散打评书》，因为这个名字贴切的概括了李伯清评书的特点沿用至今。

很多人觉得《散打评书》就是早期的脱口秀，其实是有差别的，可以理解为李伯清的散打评书借用了传统评书对脱口秀进行了包装。

和脱口秀完全由段子组成不同，李伯清散打评书形散而神聚，他的每一部评书都会有一个中心思想，所有的段子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非常考验生活阅历。

而且他的表现形式也完全是评书，比如道具有惊堂木，扇子，有开场诗，最为人熟知的开场诗就是：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颤……；前边的朋友，后面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前后左右的朋友……

201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评书榜上有名，这其中李伯清的贡献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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