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以一个女人的昂贵灵魂，握着一支20世纪女性最动人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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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逝世。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胡志明市/西贡）。1950年，杜拉斯以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而成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杜拉斯迎来创作的高峰期，代表作有小说《如歌的中板》《副领事》、剧本《广岛之恋》等。1984年，杜拉斯发表《情人》，并荣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蜚声国际，这也成为中国作者最为熟悉的杜拉斯代表作品之一。1991年发表《中国北方的情人》。23年前的今天，81岁的杜拉斯逝世，《这就是一切》便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杜拉斯享誉国内离不开几代翻译人的引介，今日，摘取杜拉斯译者黄荭的文章，讲述杜拉斯作品与中国的不解之源。

上海译文2005年版 王道乾 译《情人》、谭立徳译《广岛之恋》

中国视角下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似乎只需一个中国情人，或者说几乎，就可以建构一个法国作家在中国的当代传奇。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印度支那的亲身经历，“概念的”印度和荒凉的加尔各答，纷繁的外面世界和芜杂的物质生活……只是在后来才渐渐进入杜拉斯在中国译介和接受的视野。

但细究起来，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并非肇始于《情人》，那位苍老、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笑起来像孩子的小妇人，首先是在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这一大文化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文革”，改革开放重新搭起中西交流的断桥，再次推动了思想和文学的“西风东渐”。和阿兰·罗伯—葛里耶、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一起，杜拉斯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是1980 年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该书1958 年在法国由新小说的摇篮和阵地——午夜出版社出版。稍后，另两本杜拉斯作品也由王道乾译成中文：《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1980 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情节和结局，小说讲述了一个孤独的老人执着却徒劳的等待；另一本是《广场》（1984 年），记叙了一个女佣和流动商贩在街心花园的闲聊对话。中国评论界在这一“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探索”的文学流派面前难免有些困惑和慌张。欣喜伴随着怀疑：一方面，新小说为小说体裁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审美途径；另一方面，主人公和情节的淡化很难让习惯了传统叙事的中国读者得到“文本的愉悦”。

《广岛之恋》（阿伦·雷乃，1959）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1986 年王道乾还翻译了《广岛之恋》和《长别离》。如果我们用比较文学和历史反思的眼光去审视，这一翻译选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先看《广岛之恋》：如果说书中的爱欲描写和电影中的男女亲热镜头让一直视性爱为禁区的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觉得“震惊突兀”的话，《广岛之恋》的主题和风格却和八十年代风行中国的“伤痕文学”有很多的默契。而且该书中译本序的题目就是“规范之外的伤痕爱情——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作者柳鸣九用的正是“伤痕”一词来形容纠缠故事始终的存在之苦痛和悲凉。

“作者的感情与立场不是“阵营性”的，而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她关心的是人，是人的城市、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生命在战争盲目的毁灭力量面前会变成什么样，她表示了一种泛人类的忧虑，一种超国度、超阵营、超集团的人道主义的忧虑，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忧虑。”

如果说很多西方作家声称在奥兹维辛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之后无法再从事写作，却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中国作家在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也重新勇敢地去面对、去书写、去揭露历史的疤痕，为了最终结束噩梦，走出不堪回首的昨天，走向宽恕和新生。杜拉斯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不可能谈论广岛。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谈论广岛的不可谈论性。”或许正是通过对不可言说的言说，对不能忍受的存在的言说，人类才得以再次审视人性的种种，认识自我也认识世界。

在这一确定的文学时代语境下看《长别离》译介到中国也别有寓意。《长别离》是杜拉斯和杰拉尔·卡尔洛为亨利·科尔皮的电影写的剧本和对话，该片于1961 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悲剧：1960 年夏天，巴黎郊区的咖啡馆老板娘认定一个天天路过她家门口的失忆的流浪汉就是她在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失踪的丈夫。作品中有两个非常有寓意的细节：首先是男主人公的名字，在流浪汉的身份证上，我们可以看到罗贝尔·朗代的名字，而咖啡馆老板娘黛蕾丝的丈夫的名字是阿尔贝尔·朗格卢瓦，姓名中发音的近似不言而喻，仿佛那是巨大的肉体或精神重创后记忆残存的碎片的重组。值得注意的还有杜拉斯也有过和丈夫“长别离”的经历，她丈夫名叫罗贝尔·昂泰尔姆，1944 年被捕后关押在德国达豪的集中营。昂泰尔姆在集中营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后来由于密特朗的多方营救得以幸存回国。第二个细节是在黛蕾丝精心安排的晚宴上，她发现流浪汉头上触目惊心的巨大伤疤。黛蕾丝原本希望能找回失踪了十六年的丈夫，或更确切地说，帮助酷似丈夫的流浪汉找回失去的记忆。但最终：“她看着他裸着的头颅，他曾经被轰炸过的头颅远去。她打开门。他走在她前面。她看到了，在她眼前，头上那个巨大的伤疤。她再也看不见世上的一切，除了伤疤：她虽生犹死的丈夫。”

《长别离》（亨利·柯比，1961）

不难理解为什么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和《长别离》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战争的伤痕让人联想到“文革”的伤痕，这两种类似的伤痕都需要被讲述，被揭露，痛苦的记忆需要再现，需要缅怀，然后才能被埋葬，被超越。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很快过时，而让杜拉斯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也不是因为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更不是基于她在法国新小说的探索上的建树。打动中国读者更多的是作家传奇而让人非议的生平和爱情，她女性的、敏感的、弥漫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

1984 年《情人》获龚古尔奖显然大大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译介杜拉斯的热潮：两年内出版了6 个《情人》中译本，1985 年3 个，1986 年3 个）。尤其是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为三十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柞丝绸和英国香烟的味道”，1991 年出版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更加明确地点明了情人的身世渊源，这无疑让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了一下。

如果说堤坝中母亲抵挡太平洋的勇气让读者感到震撼，中国情人的故事则以坦诚往事的勇气让读者惊叹不已，那一场“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懵懂的爱情和那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的“备受摧残的面容”深深打动了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女性读者耽于幻想的浪漫情怀。但一直要等到电影《情人》的放映尤其是杜拉斯和她最后的情人——比作家年轻四十岁扬·安德烈亚的恋情见诸报端才让杜拉斯成为中国媒体大肆炒作的焦点，仿佛文字永远没有画面来得触目惊心。尽管杜拉斯一点也不喜欢让- 雅克·阿诺的电影，这部“少儿不宜”、经过剪辑才在中国各大影院公映的电影，以及稍后广为流传的全本《情人》盗版VCD、DVD 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让很多从来没有翻开过杜拉斯的书的人也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她的中国情人。

《情人》（让－雅克·阿诺，1992）

很快，杜拉斯成了在中国被最广为译介、阅读和研究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1999 年和2000 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杜拉斯年”，两年内约有30 本杜拉斯作品和关于她的传记和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掀起了杜拉斯在中国译介的第二次热潮：1999 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四卷本《杜拉斯小丛书》，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杜拉斯选集》，2000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许钧主编的十五卷本的《杜拉斯文集》。劳尔·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和扬·安德烈亚的《这份爱》和《玛·杜》都被译成中文，其中后两本的中文书名被译为很有卖点的《我、奴隶和情人：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和《我的情人杜拉斯》。而《情人》，以8 个中译本，制造了中国的一个“文学现象”（“《情人》现象”或“杜拉斯现象”），不仅成为杜拉斯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也成了最受某些中国当代作家推崇模仿的外国作品。杜拉斯成了一个神话，一个时间还没来得及检验就已经成为“经典”的当代作家。女权主义者把她视为（女）性解放事业的一面旗帜，而社会学家则把她视为时尚和习俗改变的一个敏感的风向标。中国作家，尤其是“美女作家”纷纷把杜拉斯当作“身体写作”、“文字裸舞”和“半自传体写作”的楷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柯就宣告“自白的时代”（l’heure d’aveu）已经来临：“自白在西方已经成了制造真实的最被看重的技巧之一。此后，这就成了在一个公开忏悔的社会。/……/ 人，在西方，成了自白的野兽（bête d’aveu）。”稍晚于西方，九十年代以来，自传体小说的时尚也在中国蓬勃地蔓延开来。

“自传体小说是一种含混而可疑的文体，作者的我与书中的‘我’两相混同，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出的故事之间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左右摇摆，作者处于绝对主宰的地位。人物得到赞美时，它是自传；情感悖逆而受到怀疑时，它又是小说。同时，自传的‘隐私’性，诱人阅读；小说的虚构性，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缺憾——作者是最大的受益者。”

真实和虚构重重迭迭、扑朔迷离、交织成一张文字的网。像张贤亮、王小波、陈染、林白、顾艳、虹影、赵玫、卫慧、棉棉等执迷于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自述身世”进行“个人化写作”的作家都曾经风靡一时，有些也算是惹过争议、闹过丑闻的。作为自传体小说的典范、文本的表演大师，杜拉斯对中国作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有迹可寻的：死亡（《习惯死亡》，张贤亮）、情人（《舅舅情人》，王小波）、往事（《与往事干杯》，陈染）、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欲望（《欲望旅程》，赵玫）、疼痛（《疼痛的飞翔》，顾艳）、饥饿（《饥饿的女儿》，虹影）……这些杜拉斯世界的关键词在有意无意间已经成了中国作家某一时期的自我签，尽管杜拉斯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概念的、“印象派”的。在2003 年虹影和丁天的网上对话中，《饥饿的女儿》和《背叛之夏》的作者曾谈到她去杜拉斯家乡访问的一则趣事：中国女作家都受杜拉斯的影响，我收集她英文版的书，对我来说，《情人》是很不错的作品。我到过她的家乡，她的家乡有专门的研究她作品的基金会，老想请我写杜拉斯。我在那儿演讲说“很高兴杜拉斯死了”，很多人想跑上台来打我，后来我说“中国人不能再抄袭了”，他们就很高兴。

如果说杜拉斯在王小波的眼中是一名真正的文学大师，《黄金时代》的作者把王道乾译的《情人》当作是他自己的创作理想和当代中篇小说的完美之作；在聒噪的传媒和中国大众眼里，《情人》不过是文学不可避免地通俗化之后“一本最通俗的小说”，而杜拉斯本身也简单地沦为一个西方和时尚的符码，成了中国女性“小资”和“小私”读本的代名词。一时间《情人》的作者无处不在，大家谈论“欲望的诗意——杜拉斯和她的《情人》”，“湄公河畔的风情——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中国弟子们崇拜她，不仅要像杜拉斯那样写作，还要“像杜拉斯那样做女人”，“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安妮宝贝开始重读杜拉斯，洁尘开始费心编“杜拉斯语录”，台湾影星伊能静扬言要做“东方杜拉斯”……

就这样，杜拉斯成了一个中国神话。在杜拉斯辞世十周年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曾推出名家重译“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2005 年8 月出版7 卷，2006 年5 月又出版4 卷），作家出版社也推出多本杜拉斯作品、研究和传记，掀起杜拉斯在中国译介的第三个高潮，深化了“杜学”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各地举办的讲座、研讨会和电影回顾展等文化活动此起彼伏，为了纪念这位“始终以一个女人的昂贵灵魂，握着一支二十世纪女性最动人的笔”的法国小妇人，这位想流传后世，流传，再流传的杜拉斯。

2006年9月，陶园

（本文摘自《杜拉斯的小音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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