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真相：“反臣”抑或“棋子”，千余年帝相纠葛的结束

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是明代初叶的一件大事。

洪武十三年，新年刚过，大明王朝一片喜庆祥和，丞相胡惟庸主动递牌子请求觐见皇帝朱元璋。见到朱元璋，胡惟庸便说：陛下圣明，四海升平，天降祥瑞。他说自己京城旧宅子里的枯井突然变成了“趵突泉”，一定是因为他追随了圣明皇帝上苍才会格外眷顾。于是，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前往观赏祥瑞，朱元璋欣然应允。

第二天，朱元璋在一片簇拥之下准备起驾去胡惟庸家，突然，旁边蹿出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紧紧拉住皇帝马车的缰绳，紧张地说不出话来。锦衣卫立刻将云奇拿下，拖到一边一顿乱棍。朱元璋虽然受了点惊吓，但毕竟是刀林箭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见过大世面，冷静下来，觉得事情绝不简单，于是派人将那太监拖上来，此时右臂被打折，奄奄一息的云奇用手指着胡惟庸宅邸的方向，怎么都不肯放下。

朱元璋生性多疑，见此情景，取消了去胡惟庸家的计划，带人登上了皇宫城头，远远向胡惟庸家望去，只见其家门窄巷里隐约有兵器反光的迹象，似乎藏有大量甲士。朱元璋大惊，莫非胡惟庸家里藏着兵丁，假借祥瑞，要谋反。

一场腥风血雨由此掀起，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丞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朱元璋画像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从此帝相千年纠葛结束，皇权独大。

这一离奇的“云奇告变”事件，记载于《明史纪事本末》中：

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矫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即发羽林掩捕……

那么问题来了，胡惟庸官至丞相，享尽了荣华富贵，要干掉脑袋的谋反大事，怎么会蠢到在皇城墙头站着都能发现隐藏的武士踪迹？云奇身为内使，服务的地点与胡宅相近，既知胡氏逆谋，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到迫在眉睫时方才闯道报警？胡惟庸当天请客，当天被杀，中间并未经过下狱审讯的过程，这种灭九族的大罪，牵连甚广，马上处置，未免太仓促。

当然，胡惟庸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不论正史野史，说其好话的极少，用现在的话来说：此人有才，但无德。他器量小且阴险，谁得罪了他，就要明里暗里算计得罪他的人。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意思是胡惟庸认为徐达在皇帝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于是引诱徐达府上守门的人暗害徐达，结果却反被此人告发。

胡惟庸案

作为一个雄主，朱元璋用人会这么差劲吗？实际上胡惟庸早年就投靠了朱元璋，是一个从基层开始干起的优秀青年干部，朱元璋用人有一个特点，喜欢用吏才。所谓吏才，就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精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这样的人，用起来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胡惟庸就属于吏才，且一直谨慎克己，所以干到了丞相。可惜，人到达一定地位后是会变的，后来的胡惟庸嚣张跋扈，骄傲自大，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甚至毒死了开国大功臣刘基。

如果仅仅是胡惟庸个人品行太差，胡作非为，那么朱元璋端掉他一个人加上他的九族就够了，为什么最后杀了3万余人呢？朱元璋于杀胡惟庸次日，便急不可耐地宣布“朕欲革去中书省”。过去，丞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时候可以和君权稍稍抗衡，现在，权力分散，且六部大臣直接由皇帝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各部对君权只能仰其鼻息，君权至此攀爬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由此可见，“云奇告变”事件似乎只是幌子，胡惟庸是“反臣”或“棋子”，抑或都是，也不重要了，朱元璋要的只是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的加强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胡惟庸谋反，朱元璋罢相，中书省废除，中央集权得以加强。这些表面上是朱元璋的雷霆手段，实际上绝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朱元璋真的要争当劳模，这是历史和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

朱元璋出生布衣，是一个农民领袖，农民起义的威力，他深有体会。明朝初建，政权还不太稳固，各地农民起义仍然不断发生，朱元璋心中知晓，只有管理好人民，才能稳定其政权。于是朱元璋一面恢复农业生产，鼓励农桑，减轻赋税，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就是要稳固他手中的权利，强化国家机器，扩充军队，还制定了严酷的刑罚，权力太分散，当然不利于他的管理与统治。其次，元朝的残余势力仍在，而且武装不下百万，历史记载明朝初年，“元亡而实未亡耳”。一个新建立的政权，天天面对着不下百万的强大武装队伍，随时准备复辟，朱元璋能不着急吗？权力不牢牢地把控在自己手中，一旦出现差池，权力的分流就会让这个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所以朱元璋必须中央集权。元朝之所以会亡，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是一大原因。朱元璋虽然没正式上过学，能成为当时的领袖，肯定有过人之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元璋“身在行间，手不辍书”，他这么爱读书，又生于元末乱世，所以对元朝的历史教训感受颇深。元朝贵族为了争斗皇位，打得你死我活，先是孛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火拼，然后就是李思齐和扩廓帖木儿厮杀，军阀混战，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民不聊生。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朱元璋，权力不能分散，只能牢牢地握住手中。

胡惟庸案实则是君权、相权之争

中央集权制度起源于秦朝，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相互制约，都直接为皇帝负责，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有权力的地方必定有斗争，皇权相权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为了集中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各个朝代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汉武帝把自己身边的低级官吏和侍从组成“内朝”，重用“内朝”官，抵制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直接把丞相的权力分为三份。唐朝和北宋均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利。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御奉天殿，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朱元璋对胡惟庸本人未必真有什么特别的恶感，只是对于相权的存在深为反感而已，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更不能允许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只是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胡惟庸愚昧又不自量力，加速了朱元璋废相的进程，成了权力斗争的活靶子。

朱元璋还认为，仅仅调整权力机构和制度远远不够，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级人物，其影响力和权力是君权的严重威胁。和汉高祖刘邦相比，对待功臣这方面，朱元璋有过之无不及，处理胡惟庸案，正好一箭双雕，废相揽权，将功臣宿将一网打尽。

吴晗先生说：借罗织大案，没收横财以充实国家财政的经济因素未必全无，不过应该只是搂草打兔子，属于意外的收获吧。

胡惟庸有这么多妙用，那么带着结党谋反等诸多恶名，使许多让朱元璋心烦的人同入罗网，朱元璋何乐而不为呢。

明代成为中央集权制度发展高峰

朱元璋认为，臣子的权力越大，越不容易控制，所以他以上合为目的，下分为手段，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从此自秦朝以来的宰相制度走到了尽头；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地方势力进一步削弱。军事方面，把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分管军籍，兵部管军令和将领的升调，都不直接率兵，兵权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司法权力方面，由刑部掌刑，都察院纠劾百官，大理寺复审，重大案件，需三司会审，最后都由皇帝裁决。

朱元璋

如此看来，行政、军权、司法三大权力全都牢靠地握在皇帝手中，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严重缺少维护人员，朱元璋事事亲力亲为，真的是劳动楷模。就这样朱元璋还不放心，还遍设厂卫特务组织，明里暗里监视群臣，实行八股取士，至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结语：

胡惟庸早年投靠朱元璋，在朱元璋身边有十四年之久，朱元璋对他也特别关照。胡惟庸有个毛病，怕痒，一痒便浑身起吃疙瘩，不能起床理政。朱元璋曾赐给胡惟庸一个如意用来挠痒痒。胡惟庸后来凭借如意仗势，一有大臣们不听话，他便拿出如意来恐吓，狐假虎威，群臣敢怒不敢言。

朱元璋发现此事后对胡惟庸深恶痛绝，传说，朱元璋针对胡惟庸怕痒这一毛病，使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他派人将胡惟庸绑在野外，在其身上涂满蜂蜜和香料，让蚂蚁蚊虫叮咬。胡惟庸受不了大声呼喊，直到气绝身亡。这样的死刑方式，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所谓伴君如伴虎，做人不管得势还是失势，低调都是处世之道。

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历史自有评说，朱元璋借机杀功臣，是在为太子及大明以后的统治清障碍。胡惟庸之后，劳模朱元璋将全国上下的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不过朱家的劳模太少了，后代皇帝并不像老祖宗朱元璋这样事必躬亲，于是丞相的替代品——内阁大学士很快出现了，虽然其地位只是“顾问”或者“辅相”，但因为能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决策仍有重要影响力。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结束了千年帝相纠葛，在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人民的生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皇权独大，大臣们只能对皇帝唯命是从，老百姓更是唯唯诺诺，才能苟全性命，这种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到唐宋时代，科学技术和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明代开始落后，这强大的封建君权制度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全文完）

作者简介：柠咛说事，让我们把酒话桑麻，以梦为马，随处可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