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七三年，我们村来了一位“劳动改造”的城里人，大家叫他“老陈”，于是，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老陈”和他的房东之间发生了。

老陈叫陈卫东，其实并不“老”，只有三十六岁，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脸上常常挂着尴尬的僵笑，一付老气横秋的样子。那时候下乡“改造”的干部并不少见，一般说来都吃社员家里的“派饭”，也就是轮流管饭，干部自己掏腰包付款。这样的干部大多是当地的，并且经过短期“改造”就可以回城，但陈卫东不同，他是省城下来的，要定住在这里。

于是，队长刘四喜把他按排到社员张丙生家，张家不仅有三间茅草正房，还有两间比较像样的偏屋，妻子刘生秀又善于整理，家里显得比较恭敬，队长把陈卫东按排在这里，也算是对他的尊敬。刘生秀初中毕业，是当时妇女中少有的“文化人”，加上品貌端正，漫说在农村，在城里也称得上“人尖子”。队长告诉张丙生，老陈是来长期安家的，你们可以在一个锅里吃饭，也可以让他单熬，但不必打听人家的来路，出工时只管带上他就行。

七十年代是“大锅饭”的年代，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人人磨洋工，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在我们村不是这样的。很多农活都定量承包下去，比如冬天挑河泥。那时候没有化肥，农家肥也非常有限，只能把塘甚至河水放掉，挖里面的淤泥担到田里作肥料。记得七三年冬天，我们生产队整整挑了一个月的河泥，生产队规定，全劳力，即挣十个工分的，每天必须完成三十担；挣八个工分的每天二十五担，以下递减。生产队会计站在岸边给大家计数发签。陈卫东虽是全劳力，但挑了几担便气喘吁吁。刘生秀和丈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每人总要多挑几担，免得陈卫东被人轻看。

担河泥还能将就，割稻谷对陈卫东来说就不可思议了，自己虽说是农村出身，但毕竟没有干过什么农活，特别是在泥水田里割稻谷，实在是勉为其难。刘生秀总是把他的任务和自己的绑在一起，夫妻俩每次都是干三个人的活。就这样，陈卫东渡过了最初的难甚，慢慢地接受了农村生活。

一九七四年冬季的一天，陈卫东的妻子来找他，刘生秀宰了一只下蛋的母鸡，来招待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谁知妻子掏出离婚协议让丈夫签字。陈卫东理解妻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夫妻。刘生秀只好安慰陈卫东，没准以后能破镜重圆，不嫌弃的话，这里就是你的家。春节前，刘生秀吩咐丈夫和陈卫东一起，将他的母亲也接了过来，一直往到第二年农历三月份，春耕开始时才送回去。

人若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一九七五年五月端午这天，陈卫东将大队营长的红旗牌自行车丢了，那时，自行车是紧俏货，虽说是八成新，原价也买不到。这两年，陈卫东除了挣点工分，几乎是两手空空。张丙生只好卖了自家的两头半大猪，又填上一堆好话，这才平息下来。

一九七七年二月，似乎陈卫东的好运来了，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回单位报到。临行，陈卫东才告诉张丙生夫妻，他是大学教师，并留下了通讯地址，说是有事的话可以去省城找他。张丙生权当是句客套话，没有放在心上。一九七八年六月，陈卫东回来了，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张丙生己于半年前被疯狗咬伤，不治身亡，此时刘生秀刚满三十岁，九岁的女儿豆豆也辍学在家！陈卫东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好心而又苦命的女人。第二天，他带上豆豆回到省城，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失学。

五个月后，陈卫东的母亲来了，她先去队长刘四喜家，托他做媒，说是不嫌弃自己的儿子年龄大了的话，儿子愿意娶刘生秀，队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早就知道陈卫东是大学教师，并且据说最近又提升为一个区的教育局长，天下竟有这般好事？刘生秀更是诚惶诚恐，告诉陈卫东的母亲，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去做陈家的保姆，不敢有别的想法，因为，只有初中文化的她，实在不般配呀！

一九七九年，陈局长再婚了，新娘就是当年无微不至关怀自己的刘生秀，陈局长说，这不仅仅是报恩，自已实在崇拜这个善良而美丽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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