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父亲，下场凄凉？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为何被黑得这么惨？

1949年，北平成为解放战争决战阶段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彼时，傅作义部20余万人驻守在北平城内，解放军若强行攻城，势必会破坏这座千年古都，毁灭珍贵的文化遗产，更会造成大规模流血牺牲，损害数十万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尽量避免这些损失，共产党设法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想要促成傅作义部的起义，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地下党通过多种途径对傅作义施加影响。傅作义的长女、共产党员傅冬菊也被派到了傅作义的身边，力劝他放下武器。

傅冬菊此举于党、于国、于民都有益处，但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进入21世纪后，她却被污名化为“出卖”父亲。

这种说法既否认了傅冬菊的立场和功劳，也忽视了傅作义本人对时局的清醒认识。

父女情谊

1924年12月，傅冬菊在山西太原出生时，年近30岁的傅作义终于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

傅作义一生中有过两段姻缘，傅冬菊之母张金强即为傅作义的原配夫人。

只是，傅作义和张金强的感情并不深厚，这与两人的结合是包办婚姻的产物分不开关系。

张金强是典型的传统妇女。傅作义14岁由家中做主，将她迎娶进门后，很快便离家求学。

此后，张金强留在山西老家，与傅作义的母亲共同生活，承担着传统孝道责任，而傅作义则为革命浪潮所席卷，坚定了参军报国的理想，远走他乡，辗转求学于多个陆军院校。

夫妻俩聚少离多，非但不能实现夫妻之间的磨合，反而将原本的“隔阂”和“距离”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远。

这也使得哪怕1918年，23岁的傅作义顺利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之后就返回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夫妻俩也没有因为地理距离的拉近而在感情上有所进展。

傅冬菊作为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在傅作义结婚15年、年近30岁时降生，已经足够说明很多问题。

事实上，在傅冬菊4岁时，傅作义就在驻防天津期间，通过军政界或文化界人士的引荐，于宴会中结识了一名出生天津、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她就是傅作义的第二位夫人刘芸生。

不管是外貌、气质还是谈吐与社交能力，刘芸生都更令傅作义感到满意。

也因此，这之后，刘芸生开始以“夫人”身份公开陪同傅作义参加军政活动，与留守老家的张金强分居不同地域，形成了“新旧并存”的婚姻结构。

不过，傅作义尽管和张金强感情平平，却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长得眉清目秀，从小就很有主见的傅冬菊很是看重。

傅冬菊出生时，傅作义还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营长，刚刚在部队有所建树，也因为革命的需要，常年在外征战。

他为长女取名为“冬菊”，即是借女儿勉励自己要时刻保持坚韧的心智，也是希望女儿能够像冬日里盛开的菊花一样坚强美丽。

傅冬菊也没有辜负傅作义的期望。

抗战时期，傅作义坚守绥远时，傅冬菊作为长女，为了让父亲安心在前线抗敌，担负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的重担。

那时，她本在山西太原就读中学，但日军从北平来到了娘子关一带，眼见太原很快就会燃起战火，她当机立断，和母亲一起带着弟弟、妹妹搬迁至西安，她也很快进入西安铭贤中学读书。

后来，日军的飞机也常来西安轰炸，她又带着母亲和弟妹逃亡至大后方重庆，住进寺庙过起了清贫的生活。

傅冬菊一直很体谅傅作义对于两袖清风的坚持，从来不写信给父亲要钱。哪怕在重庆时，她还是南开中学的一名在读高中生，她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个活计，依靠给报社写稿赚取稿费以补贴家用。

傅冬菊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也受到了进步思潮的影响，和同学一起组建了一个宣传抗日民主新思想的社团，名为“号角社”。

这也是中国青年学生最早的一个进步组织，在当时引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视。

傅冬菊甚至因此与周恩来有过一次会面。周恩来知晓她是傅作义的女儿，在谈话中夸赞她有一个作为抗日英雄的父亲，而她的父亲则有一个爱国进步的女儿，都是“十分光荣”的事情。

周恩来告诉包括傅冬菊在内的号角社的成员们，要他们“不失时机，学好学业”，称“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

傅冬菊受到了极大的激励和感召。这也是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开端。

其实，号角社的成员内，包括傅冬菊在内，有好几个国民党高级干部的子弟。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南方局的领导，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搞到了不少国民党的机密情报”。

傅冬菊等人弃国民党而投共产党，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圈层，让他们更容易看清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也就对蒋介石集团“是否能救国救民”这一问题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

而就在这个时机，傅冬菊又经由中共南方局的宣传，以及她看过的一些苏联的好电影和书，增加了对苏联、对共产党的了解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也就萌生了“只有走苏联的路才能救中国”的认识。

傅冬菊思想的转变外化成行动，就是在和她身份对等的其他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沉浸于吃喝玩乐的时候，已经考入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她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给学校工友们讲课，帮助他们补习文化知识，也向他们宣传抗日民主新思想。

特别是在1945年大学毕业之后，傅冬菊进入天津《大公报》谋职，先是作为记者，后是作为编辑，经常刊登一些别人不敢登的进步文章。

她的这些“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傅作义的担心。

傅作义认为自己的女儿“很可能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很是担心傅冬菊的安全，还特地知会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请他出面为傅冬菊办理护照，并劝说傅冬菊出国深造。

只是傅冬菊有自己的坚持。她坚持要留在国内，“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在这场父女的拉锯战中，傅作义率先低了头，同意傅冬菊继续留在国内。

就这样，傅冬菊在1947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

父女俩真正站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伴父工作

1947年，傅冬菊经共产党员王汉斌、李定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共”总司令，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打内战“以尽职责”。

父女截然不同的立场和始终不改的深厚情谊，形成了一种十分“戏剧性”的效果。这也是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进一步发展，北平和平解放工作在共产党内秘密展开时，北平地下党研究决定由傅冬菊出面做劝降傅作义的工作的一定原因。

不过，和网上流传的所谓傅冬菊“出卖”傅作义的说法不同，事实上，傅冬菊被调至傅作义身边工作，住进傅作义在中南海的寓所时，傅作义对傅冬菊的来意可谓“心知肚明”，且有一定的纵容。

傅作义很清楚傅冬菊的政治立场，同意她在这关键时刻来到自己身边替共产党试探自己的态度，并将掌握的情报定时地传送给北平地下党，是因为他本就有“希望国家能和平建设”的初衷。

只是基于种种顾虑，他必须掌握更多的信息，知晓共产党能给他和他的部下开出的“筹码”，判断利弊，审慎作出决定。

再加上傅冬菊是他的亲生女儿，绝不会在涉及其安危的关键信息上有所隐瞒。所以他很乐意通过女儿傅冬菊和共产党实现“对话”。

这同样也表明，傅作义不是因为被亲情所牵绊甚至是胁迫而做出起义的决定，相反，他是因为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才会同女儿傅冬菊展开合作。

后来傅冬菊果然从父亲傅作义这里得到了明确的表态，那就是傅作义“不愿再打内战了，要共产党派人来北平正式和谈”。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作为起义将领，傅冬菊作为有功劳的工作人员之一，都受到了一定的尊重和优待。

后来，傅作义出任新中国水利部长，傅冬菊成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领导，都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尽管特殊年代到来时，傅冬菊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因为有毛主席和周总理及时干预，情况并不严重。

傅冬菊是在71岁退休，因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至少享受副部级待遇，再不济也是局级待遇，晚年可以说是“无忧”。

事实上，她晚年还曾参与捐赠建设了山西省两所希望学校，也可以证明她绝对和“穷困潦倒，下场凄凉”扯不上边。

那些污名化傅冬菊的言论颠倒了事实，或是为了流量，或是别有用心，十分可耻。

参考文献：

百年潮 派傅冬菊做傅作义的工作——王汉斌细说北平和平解放

党史文汇 殊途同归父女俩——傅作义和傅冬菊

乌有之乡 编造傅作义女儿傅冬晚景凄凉、病困交加是诬蔑中共，宣传与中共合作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