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奥威尔与赫胥黎的未来预言
「娱乐至死」奥威尔与赫胥黎的未来预言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1931年,赫胥黎创作《美丽新世界》;

赫胥黎
1949年,奥威尔出版《1984》。

奥威尔
这两位英国作家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对几十年后生活的预言。奥威尔认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式的极权压迫将彻底束缚人类的思想。图书被焚毁,历史被篡改,电屏在监视,人们在窒息的生活中失去了思考的自由,只留下对“老大哥”的极度崇拜和绝对服从。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当时的欧美国民对《1984》中描述的内容忐忑不安,显然不仅仅是恐惧这种残忍暴虐的生活,更是似乎已有一个符合描述的庞大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红色联盟坐落在欧洲的东方。一个例证便是扎米亚京创作的《我们》如描述般被封禁。时间来到真实的1984年,民主自由的美利坚没有验证奥威尔的看法。但尼尔·波兹曼创作的《娱乐至死》认为,在人们的欢呼背后,赫胥黎的预言似乎早已印证。

左《1984》 右《美丽新世界》
《娱乐至死》于1985年出版。

娱乐至死

作者:尼尔·波兹曼
这本书首先聚焦于人类会话的形式上。这里的会话不仅仅是谈话,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技术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可以称为“媒介”。由此,作者提出了第一个假定:会话的形式(媒介)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媒介的形式偏好于某些特定的内容,从而控制了文化。而媒介从语言发展到印刷术,从印刷术发展到电视。不同的技术背后都有着各自的偏好,技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从来不是中立的。随着媒介的发展变幻,人们的认识论也随之变化,甚至真理在不同的媒介下都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从印刷术时代发展到电视时代,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明显的退步。赫胥黎的预言开始慢慢应验。
作者认为,在18-19世纪的印刷术时代,由于铅字的垄断地位,人们接受了印刷机背后的偏好,此时的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人们习惯于阅读长篇幅的文字,聆听大段的竞选演讲,理解政治人物的主张。印刷术统治的“阐释时代”鼓励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身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此时的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可能促成某种行动。
但到了19世纪中期,电报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不再受限于空间,大量的信息在与报纸的合作下涌入,能转化为行动的信息的比例大幅降低,人们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大量转瞬即逝的信息割裂了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而摄影术的出现使得人们学会了用图片而非文字观察世界,但一张图片传递的信息更加单薄,它只能表现事实,却不能给出任何讨论、意见、结论。更给人一种错觉:“新闻”和感官体验之间存在关系。举个例子,如果一位明星被偷拍到在公共场所抽烟,仅仅是电报似的几行文字并没有足够的代入感,加入照片后则完全不同,好像你亲眼看到了一样。强烈的感官体验让你觉得这条新闻和你产生了关系,但实际上除了增加了谈资,这条“新闻”对你的生活没有一点帮助。这便是伪语境,其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即娱乐功能。电视,正是电报和摄影术最有力的表现形式。它成为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影响着人们的认识。
不过,波兹曼提出这并非是“媒介决定论”,新媒介的出现也并非只带来了糟糕的影响,娱乐本身更并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问题也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内容尤其严肃内容——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宗教——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而在印刷术时代孕育的思想恰恰不是表演艺术。当媒介发生变化,原本展现的内容也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当严肃内容登上电视,便迎来了不可避免的娱乐化。另外,出于人们对娱乐化的需求,电视节目必须以持续不断的的视觉冲击吸引着注意力,不允许将人们带入更深的思考以免错过后面的内容。因此,“Well……now”的句式频繁在新闻中出现,割裂着前后的语境。人们往往还没来得及思考就被后面的信息浪潮淹没。更可怕的是,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情况。哪怕刚刚播放的是地震、火灾、谋杀、病毒等危害生命的严重威胁,紧随其后欢乐的电视广告也会让人觉得刚刚的事问题不大,就抛到脑后了。在这种情况下,电视所传播的信息是一种支离破碎、浮于表面的“假信息”。人们自以为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真相越来越远。人们因此所表达的内容与其说是意见,不如说是情绪。但这一切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被俘虏于自己简单破碎的认知,电视制片人开始制作观众想看的节目,出现在电视的政客开始表现出观众想要的形象,人们失去了思考和关心政治的能力。这种赫胥黎式的洗脑远比奥威尔式更加深不可测。
距离《娱乐至死》成书已经35年,电视时代已经让位于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的程度远非前日可比。人们在桌面互联网时代尚只能在固定的大块时间内浏览破碎的信息,到了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将大块的时间也破碎化了。推荐算法将猜你喜欢的信息倾泄而下,兴趣社交让人们走入一个套一个的信息茧房,大量符合口味的内容被批量化制造,人们在即时满足的诱惑下躺平。尽管,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是开放且有记忆的,拥有主观动力的人可以追根溯源,找寻自己期待的思考和知识,但这样的人在这种媒介传递的文化影响下终归是少数。
更何况,奥威尔式和赫胥黎式的方法在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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